哲學上的兩大理論啟示
摘錄自 2017/11/7 股感知識庫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個概念框架幫助我既作為一個對沖基金經理去賺錢，也作為一個政策導向的慈善家去花錢。但是，框架本身是無關乎錢財的，它是關於思想和現實之間的關係，而這個問題從很早開始，就已經被哲學家們廣泛地研究。
1950 年代末，我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一個學生時，就開始發展我的哲學。由於我提前一年參加了最後的考試，在我得到學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時間去打發，可以選擇導師對我進行指導。
我選擇了卡爾·波普爾 (Karl Popper) ，一位維也納哲學家，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普爾認為，經驗真理不能被絶對肯定。即便科學規律也不可能擺脫疑雲：他們可以被實驗所證偽。
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實驗數據證明這個理論是錯的，就足以證明整個理論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數據支持該理論，也無法完全肯定該理論是對的。科學規律實際上是假設性質的，而真相永遠有待檢驗。意識形態聲稱掌握著絶對真理是胡說八道，因此，他們只能由武力去推行，所有這些思想最終都導致鎮壓。
波普爾提出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社會組織形式：開放社會，一個人們自由持有不同意見的開放社會，法律規則允許不同意見和利益的人和平相處。
當我閲讀波普爾時，我也在學習經濟理論，我發現在波普爾強調知識永遠是不完備的同時，經濟學理論卻有完全競爭理論，並假設知識是完備的，我被兩者的矛盾難住了。這使我開始懷疑經濟理論的假設。這是我哲學上的兩大理論啟示。當然，我的哲學也深深地植根於我個人的歷史。
14 歲的經歷
我一生的經驗成型於 1944 年德國對匈牙利的佔領。那時我還不到 14 歲，擁有不錯的富裕中產階級背景，但突然之間，就因為我是猶太人，就面臨著被驅逐和殺害的前景。
幸運的是我的父親對這種非常態的事情是有充分準備的。他經歷過俄國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寶貴經驗。在那之前，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戰爆發後，他自願參加了奧匈軍隊。
他被俄國人俘虜，送到西伯利亞去成了戰俘。由於野心，他成了犯人們自製報紙的編輯。這份報紙是手工寫在一個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歡迎，他被選為囚犯的代表。
之後，一些士兵逃離了鄰近的集中營，該營的囚犯代表被報復性槍殺。我父親不想坐以待斃等待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他所在的集中營裡，就組織了個小組，領導了一次越獄。
他的計劃是造一個木筏航行進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識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亞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們漂流了幾個星期才意識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幾個月穿過重重的針葉林，尋找道路回到文明。
與此同時，俄國革命爆發，他們又捲入其中。經過了一系列的冒險之後，我的父親才終於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當時留在集中營不逃走，應該早就回到家了。我父親回到家已經變了一個人。俄國革命期間的經歷深深影響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麼也不想。他傳授給他孩子的價值觀和我們生活的環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斂財，也不想成為社會支柱，只想生活、賺錢，恰好能過日子就行。
我記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他被派去向他的一個主要客戶借錢，之後我父親不高興了好幾個星期，因為他不得不加緊工作還錢。雖然我們日子過得還算寬鬆，但我們不屬於那種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我們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驕傲。
1944 年，當德國佔領了匈牙利，我父親馬上明白這不是正常的時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則辦事。他給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來了假身份證，那些人有的付了錢，有的是免費的。大部分人倖免於難了。那是他最好的時光。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體驗。我們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周圍就有人死亡，但我們不僅活著，還幫助了別人。
我們和天使是一夥兒的，戰勝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魎。這讓我感到很特別。這是多麼 High的冒險。有父親做可靠的嚮導，我順利地度過了艱辛。一個 14 歲的孩子還能要求什麼？
“易錯性”和“反身性”
經歷了逃脫納粹的快感之後，在蘇聯佔領期間，匈牙利的生活開始失去光澤，我需要尋找新的挑戰。在我父親的幫助下，我找到了離開匈牙利的路。17 歲時，我成了倫敦的一名學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興趣是深入瞭解我所誕生的這個古怪世界。但我必須承認，我也懷有一些成為大哲學家的幻想。我相信，我已經獲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區別開的智慧之光。
在倫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沒有錢，單身一人，沒人對我說的話感興趣。但即使可惡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謀生，我也沒有放棄哲學雄心。
在結束學業後，我有一串錯誤的開始。最後，我在紐約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穩住了。但空閒時我仍然繼續我的哲學研究。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來歷，題目是“意識的負擔”。這是一次試圖把波普爾的“開放和封閉社會的框架”進行模型化的嘗試。它把有機社會和傳統的思維方式聯繫在一起，封閉社會與教條方式相聯繫，開放社會與批判方式相聯繫。
我不能妥善解決的問題是，我無法將思維方式和真實社會事件之間聯繫的屬性進行分解。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這是我怎麼想到要發明“反身性”這個概念的歷程，這個概念我等一下要詳細探討。
事有湊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給我一個觀察金融市場的新方法，這個方法比當時流行的理論更好。它提供給了我一個判斷依據，首先是作為一名證券分析師，然後是對沖基金經理都能用上。
我感覺就像做出了一個重大發現，能夠滿足我成為一個大哲學家的幻想。某一刻，當我的商業生涯遇到障礙時，我立馬掉轉船頭，全力向哲學進發。因為我太珍惜我的發現，一刻也不想離開它。我感覺反身性理論需要更深地挖掘。當我越來越深地對這個題目進行鑽研時，我在我自己構建的迷宮中迷失了。
一天早晨，我發現自己看不懂昨晚剛寫的東西了。在那一刻，我決定放棄我的哲學探索，集中精力賺錢。只有在很多年以後，成為一個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之後，再回到我的哲學中去。
1987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書《金融煉金術 (The alchemy of finance) 》。那本書裡我試圖解釋我金融市場操作的哲學基礎。這本書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對沖基金行業內的人都讀過，商學院也在教授。
但是書中的哲學爭論卻沒有給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為一個成功生意人的虛榮心，賺了錢就幻想自己是哲學家。
我自己也開始懷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發現。畢竟我是在對付一個自古以來就被哲學家探索來探索去的課題。我有什麼樣的理由去認為自己做出了新的發現，特別是別人都沒有這麼認為的時候？毫無疑問，概念框架是對我個人有益的，但似乎別人不認為它有這麼大價值。我不得不接受別人的判斷。
我沒有放棄我對哲學的興趣，但我已經只把它當做我個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動 (慈善已經越來越成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中，我繼續按照這個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寫一本書，也會忠誠地重申我的論點。
這對我發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幫助，但我仍然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的哲學家。有一次，我還發表了一篇題目為“一個失敗哲學家的再嘗試”的演講。但這一切都因為 2008 年的金融危機而改變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預見了危機，又在危機終於發生時利用來去處理它。
我在對事件解釋和預測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這改變了我和其他許多人對理論的評價，我的哲學不再是個人的事情了，它值得當做理解現實的一種潛在貢獻予以嚴肅重視。這是促使我做這一系列講座的原因。
言歸正傳。今天我會從整體上解釋“易錯性”和“反身性”這兩個概念。明天我將它們應用到金融市場，之後，應用到政治上。這還將引入“開放社會”的概念。
在第四講，我會探討市場價值和道德價值的差異，第五講，我會提出一些預測，以及針對此時此刻的一些處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兩個相對簡單的命題來闡述。其一是，當一件事情有人參與時，參與者對世界的看法始終是片面的、歪曲的，這是易錯性原則。另一個命題是，這些歪曲的觀點能反過來影響到與該觀點有聯繫的事情，因為錯誤的觀點會導致不適當的行動，從而影響事件本身。這就是反身性原則。
例如，把吸毒成癮者看成是罪犯導致他們真的產生犯罪行為。因為誤解了問題並干擾了對吸毒者適當的治療。另一個例子是，聲稱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導致糟糕的政府。
易錯性和反身性都是純粹的常識。因此，當我的批評者說，我只是陳述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時，他們是對的，但只是在最簡單的層次上是對的。
讓我主張更有趣的是，它們的意義並未得到普遍的讚賞。特別是反身性的概念，經濟學理論一直刻意迴避甚至否認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認真對待，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發現，而是因為像反身性這樣常識性的東西被刻意忽略了。
不確定性是人類事務的關鍵性特徵
在經濟學領域中，反身性並沒有位置，經濟學家總是希望找到確定的東西，然而，我卻說不確定性是人類事務的關鍵性特徵。經濟理論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這個概念與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會在下一講講到的，這兩個概念產生了兩個對金融市場完全不同的解釋。
易錯性的概念沒有什麼爭議。人們普遍承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複雜性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我也沒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見解。主要原因是，參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處理時往往無法處理自己。
或者這樣說，當面臨一個極端複雜的現實時，我們不得不採取各種方法去做簡化 (僅舉幾個例子，比如概括、兩分、比喻、決策規則、道德觀念等等) ，人們使用這些方法時，如果把他們自己也是處理對象的一部分，情況就更複雜了。
大腦的結構是易錯性的另一個來源。腦科學的最新進展已提供了一些對大腦如何工作的認識，並且已經證實休謨的觀點：理智是情感的奴隷。理智來自於我們想像力的虛構。大腦被成千上萬個感官衝動輪番轟炸，但意識卻只能同時處理七八個事情。在有限的時間內，這些衝動必須被凝練、排序和解釋，出錯和扭曲無法避免。
腦科學為我的原始論點增添了許多新的細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本質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點解說。它僅僅適用於這樣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備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
圍繞參與者的思想會形成兩個函數。其一是認識這個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稱之為認知函數。二是向有利於己的方向改變世界，我稱為參與 (或操縱) 函數。
(在索羅斯的演講中，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分別是 cognitive function 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 function 既可以翻譯成功能，也可以翻譯成函數。在其本意中，是指參與者的功能，這種功能需要一定的輸入因子，或者說變數，併產生一定的輸出因子，並可以用函數的形式來表達。比如一個人砍柴，輸入是人、木頭和斧頭，輸出是柴火，函數名稱是砍柴。本文中，根據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習慣，既有翻譯成函數的地方，也有翻譯成功能的地方，但實際上是同一個概念。)
這兩個函數從兩個相反的方向連接起思想和現實。在認知函數中，是現實決定了參與者的觀點，其中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現實到思想的。與此相反，在操縱函數中，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思想到現實的，也就是說，參與者的意圖在對世界產生影響。
當兩個函數在同時起作用時，他們可以互相干擾。如何干擾？通過剝奪每個函數中的自變數，這些自變數同時是其他函數的因變數。
因為當一個函數的自變數是另一個函數的因變數時，就沒有一個函數具有真正獨立性。這意味著認知函數不能產生足夠的知識來作為參與者決策的依據。同樣，操縱函數可對改變世界的結果產生影響，但不能單獨確定它。
換言之，其結果容易偏離參與者的意圖。在意圖和行動以及行動和結果之間必然會產生某種偏差。因此，在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事態的實際發展之間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為了理解不確定性與反身性之間的聯繫，我們需要探討遠一點。如果認知函數孤立地運作而完全不受操縱函數的影響，它可以產生知識。這些知識被表述為結果為真的斷言，也就是說，這些斷言如果和事實符合，就是真的 (這就是真理符合論告訴我們的判斷標準) 。
但是，如果操縱函數對事實產生了干擾，從而改變了事實，這時候事實已經不能再作為獨立的標準去判斷那些由認知函數產生的斷言了，因為即便斷言仍然與事實符合，但由於事實已經被改變，這樣的符合也缺乏獨立性了。
考慮這樣的斷言：“現在在下雨。”這個斷言是真是假依賴於天氣的實際狀況，實際上，現在在下雨。
現在再考慮另一個斷言：“這是一個革命的時刻。”這個斷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為真依賴於斷言本身帶去的影響能否鼓勵起一批造反派來。
反身性陳述與說謊者悖論 (即蘇格拉底說：蘇格拉底是個說謊者。) 有一定的聯繫，後者在形式上也是一個自我參照的斷言。但雖然自我參照已經被廣泛地分析過，反身性受到注意卻要少得多。
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反身性有對現實世界有影響，而自我參照純粹是一種語言現象。在現實世界中，參與者的思想，不僅表現在斷言上，當然還表現在各種形式的行動和習慣上。這使得反身性成為一個非常廣泛的現象，而其通常採用的形式是反饋迴路。
參與者的意見影響事態的發展，事態的發展影響參與者的意見。該影響是持續和循環的，於是變成了反饋迴路。反身性反饋迴路還沒有得到嚴格的分析，當我最初遇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分析的時候，我闖入了問題的複雜性之中。我假定反饋迴路是在參與者意見和事件實際進程之間的一個雙向連接。但不同參與者意見之間的雙向聯繫呢？
如果一個孤立的個人問自己“我是誰”、“我主張什麼”，作為對自己問題的反應而改變了行為習慣呢？試圖解決這些困難時，我在眾多的分類中越來越迷失，以至於一天早上，我已經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寫下的東西了。也就是這時候我放棄了哲學，開始一心一意賺錢。
為了避免這種陷阱，讓我們把現實分成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思想構成主觀方面，事件構成客觀方面。換句話說，主觀方面包括參加者的頭腦中發生的事情，客觀方面是指外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只有一個外部現實，但有許多不同的主觀意見。
反身性可以連接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現實方面 (但只要包含一個主觀方面) ，並在其之間設立雙向反饋循環。特殊情況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個現實的一個方面也可能出現，這反映在一個孤立的個人對他自己身份的反應，可以說是“自我反身性”。
然後我們可以區分兩大類：反身關係 (主觀方面之間的連接) 和反身事件 (包涵客觀方面的連接) 。婚姻是反身關係，2008 年的危機是反身事件。當現實中沒有主觀方面參與，就沒有反身性。
反饋迴路可以是負反饋，也可以是正反饋。負反饋將參與者的觀點和實際情況之間越拉越近；正反饋則把他們越分越遠。
換言之，一個負反饋過程是自我糾正的，它可以永遠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現實中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它可能最終導致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參與者的觀點正好對應於實際情況。
在金融市場一般認為發生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均衡這個在經濟學中的核心事例，只不過是負反饋中的一個極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過是一個受限制的特殊情況。與此相反，正反饋過程是自我強化的，它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參與者的觀點將與客觀事實相差越來越遠，最終參與者也將不得不承認它們是不現實的。
兩者間的交互過程也不會讓事物的實際狀態維持穩定，因為正反饋有這樣的特性，它讓現實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傾向都越來越嚴重。
這時候我們面對的不是均衡，而是動態的不均衡，或者說，任何可以被描述為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在這種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下，通常參與者和現實之間的分歧會達到高潮，從而觸發另一個相反方向的正反饋。
這種看上去的自我強化實際上是一個自我否定式的繁榮 — 蕭條過程，在金融市場中，就是積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過程，在其他領域也能找到類似的情況。我把這稱作創造性謬誤，即人們對現實的解釋是有偏差的，根據這種偏差的觀點產生的行動又導致現實真的出現偏差，並越來越嚴重。
我知道這一切非常抽象，難以理解。如果我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將更容易理解。但是，你們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個不同觀點，抽象化反而能夠幫助我做到這一點。
在處理類似現實和思想以及相互關係這類題目的時候，人們很容易犯暈做出錯誤的模擬。所以，曲解和誤解可以在人類事務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近的金融危機就可能會導致金融市場如何運作的錯誤解釋。我將在下一講討論這個問題。第三講，我會討論兩個創造性謬誤 — 啟蒙謬誤和後現代謬誤。這些具體的例子將聚焦於討論誤解在歷史進程中有多重要。
但今天的講座，我仍將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層次上。我主張，當有思想能力的參與者參與進社會現象時，情況與自然現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不同之處在於思維的作用。
在自然現象中，思想沒有發揮因果作用，只具有認知功能。在人類事務中，思想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既具有認知功能也具有操縱功能。這兩個功能 (函數) 可以互相干擾。這種干擾不是隨時都發生 (發生在日常活動中，像開車或者裝修房子那樣，這兩種功能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 ，但一旦發生，就引入了自然現象中所沒有的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在兩個函數內都有表現：參與者根據不完全的認知去行動，他們行動的結果也不符合他們的期望。這是人類事務的重要特點。與此相反，在對自然現象的例子中，事態的發展不以觀察者的看法為轉移。
外部觀察者只與認知函數相聯繫，現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標準讓觀察者的理論可以明確判斷真偽。因此外部觀察者能夠獲得知識，基於這一知識可以成功地對自然界實施改造。
在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分野。由於這樣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類領域來，兩個函數可以輕鬆地達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這裡我必須強調，反身性不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唯一來源。是的，反身性的確將不確定因素引入參與者的觀點和事件的實際過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
例如，參與者不知道其他參與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導致了偏差。這與反身性相當不同，可也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來源之一。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興趣，其中一些人自然會與其他人衝突，這也是另一種不確定性的來源。
此外，如以賽亞柏林指出的，每個參與者遵循的價值觀也是多樣的，其中也充滿了矛盾。這些因素造成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更比反身性產生的更廣泛。我將它們都放在一起提出人類不確定性原理，這是一個比反身性更廣泛的概念。
波普爾的科學方法論
我談到的人類不確定性原理，比起貫穿在笛卡兒哲學中的主觀懷疑理論更具體，也更嚴格。它給了我們更客觀的理由相信，我們的看法和期望是 (至少可能是) 錯誤的。
雖然人類不確定性主要影響的是參與者，但對社會科學卻具有深遠的影響。通過援引卡爾·波普爾的科學方法論，我可以清楚闡明這種影響。
這是一個美麗、簡單、優雅的理論。它由三個要素和三種行動組成。這三個要素是科學規律、規律營運的初始和終結條件。這三種行動是預測、解釋和驗證。
當科學規律與初始條件相結合，人們能提供預測。當它們再和的終結條件結合在一起，人們能提供解釋。在這個意義上，預測和解釋是對稱的和可逆的。至於驗證，則負責將通過科學規律得出的預測與實際結果相比較。
根據波普爾的觀點，科學規律是假設性質的，它們不能被證實，卻可以通過驗證來證偽。
科學方法論成功的關鍵是，可以利用每個個體的參與，共同對一個理論進行驗證，而所有個體的參與都會成為驗證的一部分。一個個體失敗的驗證就足以證偽一個理論，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卻不足以證實它。科學怎麼能既是實證的又是理性的呢？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波普爾提供的是一個聰明的方法。
根據波普爾的說法，之所以是經驗的，是因為我們通過觀察由理論產生的預測是否符合事實，來確定理論的正確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為我們使用了演繹邏輯來得到預測。
波普爾摒棄了歸納邏輯，代之以驗證。歸納是不可被證偽的，因此是不科學的。波普爾強調了科學方法論中驗證的核心作用，並帶有強烈批判性思維地斷言科學規律只是暫時有效，並永遠對重新驗證開放。
因此，波普爾理論的三個突出特點是：預測和解釋的對稱性，證實和證偽的不對稱性，以及驗證的核心作用。驗證讓科學發展、改進和創新。
波普爾的理論對於自然現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類不確定性原理卻向這個極端簡潔和優雅的理論中注入了不和諧。因為預測中引入了不確定因素，預測和解釋之間的對稱性被破壞了，驗證的中心作用也處於危險之中。
最初和終結的條件中是否要包括參與者的思想？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每一次驗證都需要複製這些條件。
如果參與者的思想包括在內，就很難觀察到它的初始和終結條件，因為參與者的觀點只能從他們的講話或行動中推斷。
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終結條件不構成單獨的觀察目標，因為同樣的客觀條件可能由於參與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觀點相聯繫起來。
無論哪種情況，歸納都不能被恰當地進行驗證。這種困難並不會排除社會科學家通過歸納獲得有價值結論，但這些結論不滿足波普爾理論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預測能力。
社會科學具有反身性
社會科學家發現了這一結論難以接受。而經濟學家，借用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說，正經歷著“物理嫉妒”。為了消除與人類不確定性原理相聯繫的上述困難，人們做過很多嘗試，試圖在參與者的思想和現實之間引入或者假設一些固定的關係。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斷言，物質生產的基礎決定了思想的上層建築。弗洛伊德認為，決定人的行為是衝動和潛意識的綜合體。他們都宣稱自己的理論是科學的，但波普爾指出，他們不能被證偽，所以只是偽科學。
但到目前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嘗試是在經濟理論領域展開的。它從假設完美知識開始，當這種假設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時候，又通過不斷加大扭曲來維持這個聲稱行為是理性的神話。
經濟學結束於理性預期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有一個對未來樂觀的預期，作為對這個預期的反應，最終所有的市場參與者都將向這個預期趨同。這個假設是荒謬的，但在使經濟理論在牛頓物理學基礎上進行模型化方面卻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當他們在《經濟學》刊物上進行交流時，波普爾和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都發現社會科學不能產生和物理學相類比的結果。海耶克猛烈抨擊了機械和輕率地將自然科學中定量方法應用於物理學的嘗試。他稱之為科學主義。
卡爾·波普爾在《歷史主義貧困論》中指出，歷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學規律決定的。然而，波普爾宣稱他稱之為“統一方法學說”的理論時，他是指自然和社會科學應以同一標準來判斷。
海耶克，當然成為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使徒，那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大本營。
但在我看來，人類不確定性原理的含義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主題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們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標準。人們不能期望經濟理論能夠產生普遍有效的規律，可以用來逆向解釋或者預測歷史事件。
我主張，如果只是依樣模仿自然科學，只會導致人類和社會現象的失真。物理學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會學中就失效了。
不過，由於過於強調自然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煩。這種兩分法通常在現實中沒有找到，它們是由我們引入的，用來讓這個充滿了迷惑的現實好理解一點。事實上，即便在物理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嚴格區分看來是有道理的，但總是有其他學科，如生物學和動物社會研究等等，佔據了中間的位置，無法嚴格區分。
但我不得擱置我的保留意見，首先承認自然和社會科學之間是需要二分的。因為社會科學遇到了另一個困難，這個困難是自然科學可以避免的。
這個困難就是：社會科學是具有反身性的。
海森堡發現的測不準原理並沒有絲毫改變數字行為，但社會學理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是反身性理論，都可能會影響它們涉及的社會領域。
科學方法被認為是依賴於真理的。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並不與此假設矛盾，但反身性的社會理論卻與此矛盾。
為什麼社會科學本可以積極改變社會，卻只是被侷限於被動地研究社會現象？正如我在《金融煉金術》中說的，煉金術士在試圖用咒語改變基本金屬性質時犯了錯誤。相反，他們應該集中精力去參與金融市場，這才有可能成功。
社會科學如何才能排除這種干擾？我提出一個簡單的補救方法：承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二分法。
這將確保人們能正確對待社會理論的優點，而不會錯誤地用自然科學方法亂作診斷。我建議以此作為研究框架是在保護科學方法，對社會科學也不意味著貶值。
這個框架並沒有對社會科學能夠研究什麼做出限制，相反，通過把社會科學從對自然科學的依樣模仿中解放出來，可以防止它被錯誤的評判標準所左右，讓它有可能開闢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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